1952年2月10日，星期日，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上寒风凛冽，刘青山与张子善两人面色苍白，神情绝望。

砰！砰！两声枪响后，两人应声倒下，昨日还备受赞誉的功臣，今朝却不幸沦为枪下亡魂。

面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死刑判决，毛主席虽感惋惜，但他深知反腐之必要。当有人为二人求情时，他坚决地反问：“是要他们还是要中国？”这体现了毛主席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以及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决心。

毛主席在谈及处决张子善、刘青山时强调：“处决他们二人，实则是挽救了两百、两千乃至两万人的前途。”

他们贪污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呢？

天津杨柳青镇拥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石家大院。

此大院为天津前后两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的办公室，占地超6000平方米，含278间房，风格高贵典雅，被誉为“津门第一宅”。

这是办公场所还是豪华居所？

此地乃“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场所，时值中国初创、物资匮乏，连毛主席都生活简朴，刘青山、张子善却住进小洋楼，其奢侈程度令人咋舌。

但这仅是二人贪腐的冰山一角，为官后，他们疯狂敛财、生活奢靡，饮食、用品、座驾，皆极尽奢华之极致。

显然，他们之所以能承担如此庞大的开销，全靠贪念支撑，别无其他经济来源。

他们滥用职权，侵占机场建设款、水灾救济金、河工经费及干部家属救济款，总额超200亿旧币（今约170余万元），刘青山更将赃款用于吸毒。

面对严重贪腐，毛主席并未置身事外。他一生中共处决七名高官，六名因贪污，一名因情感纠纷，包括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内。

那么，除了已知的一位，剩下的四位以及另外一位分别是谁呢？

【一．“控告箱”检举的第一个贪官】

在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时期，对贪官的打击和处决便已着手进行。

1932年2月，中央苏区军民注意到一处新变化：各级政府、单位及村、街道、路口显眼位置，均设置了标有“控告箱”三个大字的木箱。

当他们陷入困惑不解之际，苏区政府挺身而出，呼吁民众积极检举、揭发并驱逐政府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一木制控告箱，尺寸为16×18×18.5厘米，上书“控告箱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其顶、左、右侧均以毛笔写有相关规定。

控告箱彰显了其效用，成功检举了我党反腐历程中首个被枪决的“贪官”，这一成果意义重大。

控告箱设立初期，即收到一封针对叶坪村谢步升的举报信，信中揭露了其多项严重贪腐行为。

这位谢步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他乃江西瑞金人，家境贫寒。早年曾任工农武装暴动队队长，但不久转而从商。后重返暴动行列，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

审视此人历史，显而易见，他是个彻底的投机分子。初涉暴动，其动机便不单纯，意在借此良机攫取权力和财富。

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尽管职责局限于本村，此职位却为他提供了诸多便利，致使他在此期间犯下了无数卑鄙行径。

经调查，谢步升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罪行曝光，涉及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九项罪名，包括盗窃、贪污、受贿、走私、滥用职权及贩卖人口。

此人毫无道德底线，尤为无耻之处在于，谢步升为谋夺他人妻财，暗中残忍杀害了红军干部及军医。

查案期间，谢步升费尽心机地为调查者设置障碍，阻挠调查的顺利推进。

对于一审判决，谢步升心存侥幸，表示不服，并恳请念及他曾担任暴动队队长的过往，能对他网开一面，饶恕这一次。

然而，面对他的恳求，毛主席坚持原则：“我们共产党，从不允许以功抵过，功过不能相抵。”

1932年5月9日，二审判决宣布：谢步升被判处枪决，且个人财产全部没收。谢步升的惩处标志着我党反腐工作的重要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贪污中央政府工程款的左祥云】

谢步升乃我党史上首个被处决的贪官，而左祥云在我党历史上，则是一位级别颇高的干部，其地位不容忽视。

此次案件彻底揭露了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使其昭然若揭。

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及红军烈士纪念塔、检阅台、博生堡等，中央苏区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专门负责这些纪念设施的建设工作。

此工程对当时红军意义非凡，中央政府竭力筹措经费物资，通过群众购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等方式，终筹集得十万元经费及所需材料。

可以说，这十万元的每一分都饱含艰辛。然而，“全苏大会工程处”负责人左祥云却视此为“美差”，借机大肆挥霍公款，满足个人私欲。

工程开工仅三月，即有举报称左祥云与总务厅管永才勾结，挪用工程款奢靡消费，且损害群众利益，强令拆房，擅自砍伐群众树木。

经调查确认，中央查明左祥云贪污公款达246.7元，并私下与反动分子勾结，意图盗取公章并潜逃。

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高度重视，当即指示总务厅拘押左祥云，待命进一步处置。

这进一步增强了毛主席严惩左祥云的意志，他命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深入调查此事，直至水落石出。

1934年2月13日，左祥云被捉拿归案，随后与该案相关人员共同在中央大礼堂出席了中央苏区最高法院的审判。

经过近五小时的审判，法庭详细列举了左祥云的各项罪行，并判定于当年2月18日对其执行枪决。

此次裁决对红军内部图谋不轨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效果，有效遏制了不良企图，维护了队伍的稳定与团结。

【三．枪决瑞金县大“老虎”唐达仁】

与此同时，中央正着手处理另一重大案件——唐达仁案，此案同样彰显了毛主席铁面无私，严惩了一只不小的“老虎”。

毛主席始终高度重视贪腐问题，严厉惩治贪腐分子，有效遏制了党内的不良风气，使党风得到显著改善。

然而，在此背景下，中央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神秘的匿名信，信中内容颇为蹊跷。

此信缺失署名与盖章，而中央明文规定，举报信须具名并加盖印章，以便于后续的核查工作。

即便中央严打贪腐，写信者仍匿名，未敢署名盖章。信中揭露的是瑞金县存在的贪污与浪费问题。

故而，时任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的何叔衡迅速察觉问题错综复杂且严峻，断定此封匿名信绝不能轻视。

对此，何叔衡高度重视，随即派出两个调查组深入探究。然而，调查组经多方调查后，仍未取得显著进展。

瑞金县事先得知消息，于调查组到来前，已将相关证据全部清除。

遭遇挫折后，何叔衡未退缩，而是调整策略，派调查组隐匿身份住进群众家中，深入其间，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探访。

经过仔细查访，调查组初步查实了瑞金县资财浪费情况异常严重，这一做法果然取得了预期效果。

然而，何叔衡并未就此止步，他隐约察觉到，这座冰山之下或许掩埋着更为严峻的问题。

他随即指令下属深入追查，最终揭露瑞金县会计科科长唐达仁不仅挥霍公款，还侵占了巨额财产。

了解事实真相后，何叔衡立即上报中央政府。中央随即增派人员成立“轻骑队”，并由何叔衡部长亲自指挥侦查工作。

经过持续努力，最终确认了瑞金县存在贪污浪费的事实。

经查，唐达仁共侵吞公款34项，总计2000余大洋。数额巨大，令毛主席震惊。正值中央严打贪腐之际，唐竟敢顶风作案，必须严惩，以向人民交代。

1933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查部汇报，详尽了解了相关案件的具体细节。

最终，法庭对会计科长唐达仁判处了极刑，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案表明当时中央政府内仍有不少贪腐分子，同时轰动一时，展现了毛主席严惩贪腐的决心，为反腐斗争注入了强大领导力。

【四．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黄克功】

抗日时期，全党持续处于紧张忙碌状态，全力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与坚定立场。

在党内空前团结、全力抗日之际，突然发生了震惊西北乃至全国的“黄克功案”。

黄克功虽仅二十六岁，但在党内资历深厚，自长征起便是红军老战士，井冈山时期追随毛主席，历经第五次“反围剿”，现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然而，这位始终严守党内纪律、从未越界的老党员，竟做出了惊人之举，杀害了自己的女朋友。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之际，时任抗日军政学院队长的黄克功，结识了学院内一名叫刘茜的学员。

刘茜，一位被延安吸引的爱国女大学生，美丽大方，魅力十足，这让黄克功坠入爱河，也为他日后因爱情失去理智埋下了隐患。

刘茜同样被这位年轻且经验丰富的党员所吸引，于是决定与他正式确立交往关系。

相处之后，刘茜逐渐意识到彼此并不合适，于是，她心中渐渐萌生了与对方分手的念头。

1937年9月5日，刘茜正式向黄克功提出分手。深爱她的黄克功难以接受，非但不放手，还希望关系升级，提议与刘茜结婚。

刘茜面对黄克功的一再央求与威逼，坚决地表示了拒绝，并明确传达了对他的不满情绪，态度十分明确。

年轻且党内声望高的黄克功，无法忍受所受的耻辱，竟在耻辱感的驱使下冲动行事，开枪杀害了刘茜。

此事曝光后，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顿时哗然，国民党方面也推波助澜，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对于这位年轻却屡立奇功的老资历，毛主席内心又何尝不犹豫，怎会轻易舍得对他处以极刑呢？

发觉罪行无法掩盖的黄克功，曾幻想毛主席或许会对其法外开恩，给予一线生机。

他主动坦白罪行，并向毛主席恳求宽恕，期望念及他为党的贡献，能给予机会，让他将功补过。

同时，党内部分同志为他求情，指出黄克功长期忠诚于党，此次行为属一时冲动，望党组织能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然而，毛主席内心虽感不舍，理智却告诉他，若对此事不公正处理，必将引发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

因此，毛主席严厉地对罗瑞卿副校长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样的人若不惩处，我们还配称共产党吗？！”

随后，黄克功被移送至陕甘宁边区，并依据法律程序接受了公正的审判。

正如毛主席对谢步升案的态度所示：“共产党一贯拒绝以功抵罪的做法。”

那些以黄克功战功为由为其求情之人，最终领悟到一个道理：法律面前，无私情可容。

无论过往功绩如何显赫，功与过界限分明。一旦触碰红线，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无疑，黄克功的功绩无法掩盖其过错，过错也无法否定其功绩。行刑之际，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函。

此信严斥黄克功行为“罪无可恕”，但毛主席亦对其过往功绩表示缅怀。

这便是毛主席的精准拿捏，法律归法律，情感归情感，道理归道理，三者界限分明。

【五．居功自傲的肖玉璧】

至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我军猛烈攻击，导致陕甘宁边区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达到了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

为克服难关，毛主席率先倡议“大生产运动”，与党内主要领导亲身参与农耕纺织，厉行节约，竭力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

此时，毛主席在中央医院偶遇一名解放军战士，但见到他的瞬间，毛主席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位战士历经无数战斗，多次负伤，身上的伤疤多达90余处，实为党的事业倾注了大量鲜血。

这位战士看似骨瘦如柴，然而医生指出，他的病症其实不难治愈，主要原因在于长期饥饿所致。

毛主席深感同情，不仅将个人取奶证赠予医院，确保肖玉璧定时有奶，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担任主任一职。

显然，毛主席对他产生了同情之心。

肖玉璧得知自己仅为主任后，心生不满，竟利用毛主席的关心索官，结果被毛主席不悦地回绝。

自此，肖玉璧郁郁寡欢，自觉如“蛟龙”般未得善待，常以功臣身份自傲，对组织安排心怀不满，遂通过贪污受贿来弥补内心失衡。

肖玉璧滥用职权，在艰难时期将根据地紧缺的食油、面粉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严重损害我军利益。边区政府得知后，依法判处其死刑。

此时，肖玉璧首先想到了毛主席，立刻向主席恳求宽恕。但主席得知肖玉璧贪污了3000元后，顿时陷入了沉默。

猛然间，毛主席忆起黄克功。他面色转为坚定，对林伯渠道：“你记得我如何处理黄克功吗？”林伯渠答道：“铭记于心！”

毛主席决定，继续遵循法院判决。因此，该案件最终以肖玉壁依法被执行枪决而告终。

这是毛主席对七名贪污枉法者的严惩，他们中不乏高官、前途光明的青年及为革命献血的功臣。

毛主席始终坚守原则，不畏任何情境，正因如此，我党才得以持续赢得人民的信赖。

#百家说史迎新春#